作者：王长华

1978年前，中国近10亿人在温饱线下挣扎；30多年后，中国一跃成为经济总量第二的世界大国，十几亿人的命运从此改变。短短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奇迹究竟如何发生？

在官方叙事中，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是国家层面顶层设计的结果。然而，真相并非全然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经过多年观察和研究，从最纯粹的市场理论视角向全世界指出：“不是中国政府，而是‘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这个结论不简单，独立学者荣剑先生如此评价：科斯给出了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最深刻的洞见。

因为，他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有些人视为中国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国家权力，其实并没有在中国市场化转型中起到积极作用，国家主导的改革或通过其有形之手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实际上是在边缘革命所开拓出来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确实是真正的“洞见”。中国人在自己的坐标中通常找不到那样的“洞”，因而难以窥见科斯之所“见”。

罗纳德·哈里·科斯（1910年——2013年），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晚年，作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科斯还成为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

科斯的杰出贡献是发现并阐明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推崇经验研究，批判经济学因脱离现实而踟蹰不前。科斯经济学直接影响了中国几代经济学家，包括张五常、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盛洪、向松祚等等。

2008年，科斯遍邀全球著名经济学家如蒙代尔、诺斯、福格尔，以及中国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等，组织了“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张五常那本著名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即根据这次研讨会的主题论文整理而成。

上述关于“中国奇迹”的结论，即“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科斯在其著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有详细的论述，这和当前中国遭遇“经济困境”时，重新呼唤“民营经济”，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2023年防疫政策放开之后，社会普遍对中国经济抱有期望，但现实却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很多人都感到困惑：怎么疫情放开了，经济恢复却没有达到预期？

著名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2月24日指出，“近年来，民营经济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这是自改革40多年来非常罕见的现象。”

2023年下半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措施，包括“31条”“25条”等等。但民营企业似乎还是预期偏弱、信心不足，全年民间投资同比下降0.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民营企业家最看重什么，政策怎么做才能给他们更多信心？

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民企兴则国运兴，民企衰则国运危”的周期性“摇摆”呢？

其实，我们不妨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拉开历史的距离，也许会观察得更为真切。

近代史上的三场“国进民退”

章乃器先生之子、近代史学者章立凡指出，清末以来，中国历史上先后发生过三场“国进民退”，结果第一场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第三场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国民共进”才是人间正道。注释一

第一场“国进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的门户，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自由贸易，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面临解体。清政府不得不“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由此发生，但其主体思想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

洋务派创办的中国近代工商业，始于军事工业，继而发展到与民用有关的行业。但官营企业管理不善、贪污浪费等弊端日显，加上资金短绌等困难，李鸿章在1872年提出“官督商办”政策，开启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道门缝。利用官督商办形式经营的大型民用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中国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阳铁厂等。

这些企业的私人投资，有很多来自权贵官绅。他们在经营上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由于产权不明，一些戴上了红帽子的“官督商办”企业，实际上是官商合流，肥水流进了私人腰包。其中最典型的，是多家“国企”的老总盛宣怀，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使他成为化公为私的最大获利者。

清政府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一直摇摆不定，长期没有开放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仍将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官产，要求防止民间资本坐大；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发展私人资本，非此不能走上富国强兵之道。直到甲午战败，国力衰微，《马关条约》又规定外人可在华设厂投资，民间设厂的限制才被取消，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并鼓励私人兴办企业。

这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民进国退”。

据估算，从1894年到1913年的产业资本总量看，民族资本的增长超过了官僚资本：官僚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4.32，年增长率为9.2%；民族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20.45，年增长率为17.5%。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历史表述，笼统地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后者是从国家资本中蜕变而出的权贵私人资本。

清政府对纺纱、碾米、造酒等行业开放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等行业仍舍不得撒手。1877年，部分官僚发动了将招商局收归国有的攻势，被李鸿章强压下去；李逝世后，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他将盛宣怀掌控的电报总局收归官办，压价收回商股；继而夺去盛的招商局督办一职，改派亲信杨士琦出任。

1908年，盛宣怀在李莲英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出任邮传部右侍郎。他发动电报总局商股股东与清政府交涉，挽回了部分投资损失。同年光绪、慈禧崩逝，袁世凯罢职闲居，盛又以经营亏损为由，于翌年召开招商局股东大会，选举自己为董事会主席，将招商局完全改为商办。上述事件背后，既有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斗，也交织着官商矛盾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种改制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结束时，约有44个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实现了由官营到民营的转变。

1911年，盛宣怀进入“皇族内阁”，出任邮传部大臣，统管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俨然成为朝廷重臣。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盛宣怀一改过去的主张，出台了一项“国进民退”政策，触发了四川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铁路于1865年引入中国后，其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1909年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政府摊派集资。就股权而言，川人无分贫富贵贱，都与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1911年5月，在盛宣怀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规定两路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铁路国有化，列国不乏先例，铁路民营也确实存在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义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铁路国有政策虽不无经济依据，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办民办之间来回切换，却更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

当时两路均已发生巨额亏损，竣工遥遥无期。政府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股。因各省商股亏损程度不同，故在赎回时的待遇也不同，两湖最优，广东次之，商民虽有抗议，风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政府不予认可。川省铁路股份中有很大比例来自下层民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难免激起民愤，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提出“破约保路”口号。全川各地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8月间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运动领导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开枪镇压请愿群众。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发动起义，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随着各省纷纷独立，清室被迫宣布退位，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盛宣怀是近代影响巨大的实业领袖，在政商两界长期左右逢源；端方、赵尔丰也都是清廷中的“新派”能臣，其识见远非颟顸的守旧官僚可比；这些体制内新锐人物及各省的立宪派士绅，推动着清末的“预备立宪”潮流，与同盟会为首的革命派展开竞争。“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当经济维权事件演变为官民间的大规模群体对抗，引燃了革命的导火索，体制内革新派精英也难逃玉石俱焚的下场。

第二场“国进民退”：拖垮了国民党政权。

如果说清末的“国进民退”有较鲜明的人治特色，国民政府的“国进民退”则带有深刻的团体烙印。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继承了会党传统，而“以俄为师”重建的国民党，融入了列宁式政党的集权血液。其经济政策中的威权主义色彩，随着外患的加深和权力的膨胀而日益凸显。

1927—1937年间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并行发展，互有消长，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民营企业在纺织、矿业、交通、电力等经济领域占有优势。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全国工业资本（包括矿业）约有13.76亿元，其中民营资本约为11.7亿元，官营资本只有2.06亿元，约占15%。抗战头三年，后方民营工业投资也超过战前全国平均额。

19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令计划经济思潮在国际上崛起，也影响到国民政府的主政者。蒋介石欣赏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国内企业家和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计划经济。例如卢作孚就主张：“在计划经济原则下，政府所必须直接投资经营的事业，只限于人民不能经营的事业，此外，则皆投资于人民所经营的事业，而让人民管理其盈亏成败。政府只站在全盘产业的管理地位上，管理其相互关系，管理其相互配合的关系，而奖励指导帮助每一桩事业，但不直接管理每一桩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开始转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争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正式确立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后，政府片面扶持国营工业，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孔、宋等豪门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乘机凭借体制权力驾御经济形势，化公为私，与民争利，大发国难财。

到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处于压倒性优势。通货膨胀、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国家资本和豪门权贵的压迫侵夺，令民营工业处境日艰。战时的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和通货膨胀，导致民营工业借贷无门，资源匮乏，在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日益萎缩。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复员接收，军工订货大部停止。很多民营厂家发不出工资，濒临破产境地。而当局却将其视为累赘，不闻不问。民营企业家们不甘坐以待毙，依托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等团体，不断与闻国是，参加宪政运动，呼吁“经济民主”，决心联合抗争。他们要求参加政府对敌伪工矿业的接收和复员工作，要求继续订货并收购产品，要求发放紧急工贷以渡难关。

战后国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敌伪产业，不仅导致了政权的腐败，也加大了“国进民退”的比重。在经济部接收的2243家工矿企业中，除保管未处理者448家外，转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交资源委员会等机关经营者1017个，发还原业主者298个，标售给民间经营者441个，其中电厂因多系国营或战前已有原主，未作标售。战后民营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战前的78.6%，官僚资本则突增至战前的2.8倍，“国进民退”已成定局。

这场“国进民退”的后果，是民营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失业；迅速膨胀的国营企业腐败滋生，效益低下，出现泡沫化。社会通胀失控，物价飞涨，政府税收锐减。及至国民政府意识到危机，出于扩充税源等考虑，试图改推“国营事业民营化”来补救，但大错已经铸成，民间资本已衰败到无力接盘，令这一方案无疾而终。

国营企业腐败，民营企业衰败，这些弊端是一党专政体制所无法解决的。财政崩溃、民心思变和军事失利，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倾覆。

第三场“国进民退”：延迟了中国现代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展。政府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截止到1952年，私营工商业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2年1月到10月间开展的“五反”运动，摧毁了企业家们的信心，在巨大的压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继续经营下去。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共同纲领》的承诺事实上已被取消。当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1954年宪法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政府通过没收旧官僚资本、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经济命脉后，开始推行“对资改造”。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提前发动和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为了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对资改造”在1955年11月全面正式启动，事实上废止了1954年宪法中“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的条款。

根据当时的赎买政策，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但公方一言九鼎，私方毫无发言权。据统计，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24.2亿元，并据此对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114.2万人。此前私营企业缴纳重税及摊派公债后的盈利率约为10%，这种还本付息的赎买方式，略似当今之封闭式保本基金，但息率不仅低于盈利率，甚至低于存款利率。

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99%的私营工业户变为公私合营，商业户中大多数实现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公私合营后的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上有职无权，其管理经验不被重视，政治上沦为“改造对象”。当时资本够2000元即划为资本家，95%的人领取的定息月均只有几元钱。很多人宁愿放弃定息，以摘下尴尬的“剥削”帽子。

据说定息将发放七年，但毛泽东又说：“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从“改造对象”变为“专政对象”，定息在同年9月停止支付，总共支付了10年，相当于全部私股股本的50%，未经任何合法手续，公私合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

“文革”结束后，开始给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在1979年1月的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提出八项措施，其中规定：“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的财物和被占用的私人房产应该发还，过去被扣减的薪金应该补发，以前应领未领的定息可以补领。1981年又从当时在世的86万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劳动者70万人，约占81%，这些人已被改造、专政了25年。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经历了一轮否定之否定。对私营经济和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相继写入宪法，向1954年宪法回归，《物权法》也于2007年公布实施。但就原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产权而言，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仍存在法理逻辑和司法实践上的悖论。

政策毕竟不能代替法律，建国以来政策上的多次变化，给政治、经济生活造成了无数折腾。就历史上国家对公民的伤害作出赔偿，在法制国家负责任政府中多有先例。因为只有取信天下，才不会导致企业家对长期稳定发展缺乏信心，相率以短期行为谋利。

第三场“国进民退”比前两场更加彻底，全国吃上“大锅饭”，市场经济被消灭，同时也消灭了从传统到现代形成的工商业文明。国家吃完“苹果”吃“葡萄”，掌控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这样的全国性瞎折腾，引发了持续多年的大饥荒，经济全面滑坡。国内、党内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酿成历时10年的“文革”，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战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先后起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被延迟了20年。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卓炯，早在消灭商品、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理论盛行的20世纪六十年代初，几乎单枪匹马，首倡商品经济理论，振臂高呼“商品不能消灭”！“商品经济万岁!”，为我国研究市场经济和私产，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实践已告诉世人，私有制是不能消灭的，消灭私有制的道路，不是人类的正道。但还有不少人对消灭私有制理论及其体系，仍十分自信。我们必须将私有制、私产的研究，放在人类历史长河和世界范围进行，将实践上升为理论，从理论上认识：私有制不能消灭!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必须放弃，以消灭私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理论体系和理想，也应该放弃。

改革就是要建立社会自主发展模式

吴思先生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极其密切。但是，无论官营工商业如何发达，它终究是帝国的附庸，是小农经济的剩余产品所支撑的政治军事组织的附庸。它没有自身的生命和发展动力。官营工业生产体系还面临着一道难以突破的边界：在自身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分工越细，体系越复杂，代理链越长，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带来的利益也就越低。当管理成本高过分工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分工发展的进程就会终止。

与官营工业不同，民营工业在市场体系中的分工和发展，是一种利益主体不断生成的过程。官营工商业只有一个行政头脑，分工好比是肢体的分化和延长，存在着信息不通、指挥失灵和尾大不掉的风险。而民营工业在肢体过长时就会自然断裂，生成新的利益主体。只要分工带来的收益大于交易成本，分工和发展的进程就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永远不存在管理效率和行政需要的限制边界。于是，专业化分工导致的专业知识积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是没有止境的，这个自发演化过程持续下去，便有可能创造出一个资源利用效率更高、力量更强大的新文明。注释二

由于历史的巨大惯性，这种国家控制社会的模式，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这个时段，中国恰恰是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这不但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原因，而且导致普遍贫困。

马克思曾经批评过“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现象。

2013年，学者荣剑就指出，目前，国家直接和间接掌握的资源数量大得惊人，由资本和权力结合形成的权贵资本，占有着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优势，构成无可匹敌的庞大利益集团。国有企业占据垄断行业，谋取高额暴利，却从不分惠于国民，“国有”其实徒有其名，仅是少数人的谋利工具。国家全面介入经济领域，权力和资本频繁交媾，道德约束和制度约束双重缺失，使得腐败难以从制度上根除，执政党信用和形象已经受到严重败坏。这样的制度安排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

三十多年前，执政党和学者们在一起反思，通过历史的经验和制度的比较，终于认识到，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权力过大，过于集中，高度垄断，是导致中国经济长期停滞的制度原因。改革就是要改变国家全能主义体制，逐步建立社会自主发展模式，其核心是建立市场机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和价格体系，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增长问题。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传统作用方式，如国家所有制、计划配置资源、价格管制，都是作为改革的对象，改革的主基调是放权让利，国家从它应当退出的领域逐步退出来。这个过程，其实质就是社会的“去国家化”，国家把本属于社会的各项权力，首先是经济权力，重新归还给社会。这在当时是一个基本共识。

不过，在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之后，“去国家化”的经济改革便陷入举步维艰的状态。政治动荡开始显现，社会迷茫于改革去向，学界焦虑于改革停顿，政改呼声日趋高涨。在此形势下，党内高层对改革路径的认识分歧明显扩大，担心改革失控成为执政党的主要忧患。于是，新权威主义出场：它主张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以威权人格和威权制度确保社会稳定和秩序，同时推进市场化进程，承诺国家有最终的民主化前景。注释三

国家体改委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司原司长贺阳列举了一组数据：

2019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20家中央企业的审计报告。结果显示：其中18家采取虚构业务、人为增加交易环节、调节报表等方式，累计虚增营业收入2001.6亿元，虚增利润202.95亿元。

贺阳指出，凡是了解内情的人都清楚，众多国有企业内部贪污受贿、吃里扒外、挥霍浪费以及效率低下等造成的亏损和隐性亏损，数量往往更加惊人。我们还要看到，这次审计部门查实的这18家央企，在全国成千上万、无所不在的国有企业中间，仅仅是冰山一角。如果把遍布各个领域的全部国有企业给国家和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加在一起，一定会让每位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国有资产的“主人”瞠目结舌！

这些年来我讲过多次，国有企业的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市场不可能“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交易费用制度成本不可能大幅度下降，经济社会的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政府和执政党的公信力很难得到提高，我们就很难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和“塔西佗陷阱”……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能否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今天已经成为判断我们是否真正深化改革的试金石。注释四

贺阳还列举了另外一组数据：2008年到2018年，国有企业的净出口始终都是负值，说明这11年间它都是贸易逆差的创造者。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全面垄断了钢材、煤炭、石油以及粮食等大宗商品的进口权，进口后将这些大宗商品转手卖出赚取差价，这种垄断权已经足以确保这部分国企一本万利地过日子；而其他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生产物美价廉、适应国际市场最终消费品的能力极差……

为此，贺阳大声疾呼：在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在面临新冷战的强大压力之下，我们切不可因为某些政治、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各种既得利益的束缚，在一般竞争性一般营利性国有企业去留的关键性问题上继续抱残守缺、贻误改革时机，给自己造成越来越大的被动。为了国家民族和亿万百姓的前途、命运和福祉，尽快启动国有企业退出一般竞争性一般营利性领域这项最根本最关键的改革吧！注释五

民营经济决定了中国经济惊人的总体表现

2014年，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金炳椽、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王瑾联合完成的一篇论文指出，在企业层面，私有制是决定绩效的最重要的制度。私企是中国经济成长和绩效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如果革除歧视私企的制度，让私企在平等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自由发展，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通过对比中国全体企业和26个其他转轨国家的全体企业，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过去发展成功的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规律一致，既不是奇迹，也并不存在超越市场经济规律的特殊模式。……正是私有企业，尤其是新兴私有企业，而不是违反其他国家经济共同规律的‘奇迹’，决定了中国经济惊人的总体表现。”

文章指出，在所有因素中，包括外部环境因素和企业内部制度、特征，解释企业绩效差异的最终决定因素是所有制。不论以哪一种标准衡量绩效，中国的新兴私有企业在所有的转型经济中都是最有效率的。这里的新兴私有企业指的是由私人企业家创建，而非通过私有化产生的私有企业。

该文研究发现，从销售额、销售增长、增加值和资产收益率(ROA)等业绩指标看，中国的企业，无论是什么所有制，总体上都要比中东欧国家的相同类型企业的表现显著更好。然而，如果从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人均利润这些衡量企业效率的指标来看，中国的新兴私有企业和在华运营的外国企业要比中东欧的相同类型企业更有效率，而中国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要显著低于其他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注释六

针对非公有制经济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平的论调，李晓西指出，说非公有制经济在公平性上具有两面性，其实，公有制经济何尝不是也存在这种两面性。当我们把一切罪恶都归于私有制时，以为公有制就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社会时，我们犯了一个简单化的错误。事实上，几十年的实践使我们发现问题不这样简单，公有制尤其是单一形态的公有制，其产生的公有制经济表面上是所有人的所有，其实，在现实中，往往成为一部分人、少数人的所有。有些人是非法去占有公有财产，更具典型性的是不少人合法地占有了公有财产。利用手中职权占有公有财产的实际使用和受益，这在现实中，尤其是传统经济体制下，成为普遍的现象。公有制并没有自然带来人民生活的天堂，带来人们平等的受益和消费权力。因此，在提出非公有经济也存在向平等性转化的一面时，强调的是两种经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都有自己最适宜的领域，这需要通过实践来达到最优的配置。注释七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在分析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时指出，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仍然不容乐观，它在近年来总体上有所恶化。其根源是多方面的，有着制度原因、市场原因和自身原因。

首先是体制原因：一是从法律和政策规定上看，民营企业的地位仍然较之于国有企业要低，私营经济的地位也比公有制经济的地位要低；二是民营企业的法律安全问题所有加重，比如政府在煤矿业的结构调整是以牺牲私营煤矿业主的基本权利为代价的；三是宏观经济政策变动频繁，主要是保增长，但是政策变动往往侵害到民营企业的产权，比如信贷控制和金融抑制政策造成民营企业融资难；四是汇率的大幅上调影响到大量东部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出口；五是劳动合同法的推行、社保法规和环境法规的强化实施提高了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成本；六是行政垄断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强势，限制了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七是民营企业税收负担总体上比较重；八是很多地方各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对企业经营各种名目的侵扰增多。

其次是市场原因：一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外需减少；二是欧美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摩擦较多，反倾销等措施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出口造成一定的冲击；三是沿海地区民营企业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竞争性行业工业产品价格总体上趋于下降，原材料、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上升，由此引发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危机；四是总体经济下行，企业之间“三角债”问题严重，在许多地区部分企业资金链紧张或者断裂，经营困难；五是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一些外地企业在中西部的经营甚至遭遇“关门打狗”；六是很多企业面临产业转移或者产业升级，但面临资金和资金瓶颈。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加剧了其转型难度。

目前中国政府对待民营企业的所谓经济风格迥然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那些国家，民营企业的准入作为常例不设禁区，不准予进入只是例外。国有企业的准入是例外，需要立法批准。国有企业不与民争利，其职能是列举的，只是在竞争性和营利性领域之外发挥辅助性支持的作用，也就是遵循辅助性原则。中国的“新36条”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了民营企业如何进入、在何等程度上进入原来无法进入行业。而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可以呼风唤雨，所向披靡，不受辅助性原则的约束。

目前中国的经济风格是统制主义的风格，还不是市场经济的风格，也不是计划经济的风格，而是介乎其间。对于民间自发的经济力量，采取以“堵”为主的办法，而不是以“疏”为主的办法。这种风格植根于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重、政府干预过大，总体上不利于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功也与一定程度上选择性地推行竞争秩序的核心原则有关。只有普适性地遵循上述竞争秩序的构成性原则，建立和维护这样一种绩效竞争秩序，才能成其为可能。这种竞争秩序将可以为民营企业的长足发展保驾护航。

当然，民营企业也有其自身的问题。部分民营企业按照国际标准强化自身的管理。但是多数民营企业的自身管理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包括其产权结构、治理结构、人力资源管理、融资管理、财务管理、生产管理和营销管理，均存有问题。注释八

民营企业期盼透明、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

春江水暖鸭先知。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2013年11月11日，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尚前名采访时所说的一席话，可以说代表了民营企业家的心声。

柳传志说：对于民营企业家自身来说，最希望的就是政府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最明显的就是减少审批，给企业创造一个非常透明、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

在回答国企和民企各自的优势在哪里时，柳传志说，一些回报期比较长的投资，比如在一些大型公共设施建设上，国企可能更擅长。而在市场充分竞争的行业，民企可能会更灵活。此外，国企由于有任期制，到一定时期就换人，因此当期的领导者对企业发展缺乏长久布局可能也是国企的一个缺陷，民企的管理层往往更有主人的感觉。

虽然国家对国企发展也有保值增值的要求，但是他们本身对保值增值的考核依据是什么？对民企老板来说，利润增高了以后，财富一部分是自己的，一部分是员工的；但对国企管理者来说，做到了保值增值他自己能得到什么？光讲觉悟是不够的。更何况有的大国企领导人一旦想去当公务员，那么他对自己未来道路的设计未必就是按照企业发展道路去设计，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机制问题。

我们作为民企，特别不愿意老提所有制身份，因为民企国企都是中国企业，大家都交税，都作贡献，不要采用特殊待遇。

在回答对于民营企业家自身利益的公正体现和公平保障，希望有哪些制度保障时，柳传志回答说，首先应该给民营企业家一个明确的政治身份，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群人。

第二就是私有财产的保护。据我了解，近年来资金外流、企业家移民比较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大家看不清楚，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

第三是通过市场化机制减少审批，用市场规则确定经济的发展，让企业完全按照平等透明的规则办事，这是非常重要的。

2018年12月8日，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华生教授在“复旦大学EMBA 2018中国企业家高峰论坛”上呼吁，不要给企业贴所有制标签，而应通过加强产权保护、法治和权力制约，营造好的营商环境。

首先是对产权的真正尊重和法律保护。市场经济表面上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实际上交换的是各自的财产权利。我放弃了自己的货币产权，换来你放弃了拥有自己货物或服务的权利。这里的关键是双方地位平等，不能强取，不能豪夺。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便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麻烦的是，平等和产权这个东西在中国传统中从来最缺乏。

今天其实并不需要对民营企业的特殊扶持和倾斜，而是需要一个竞争中性、不贴政治和所有制标签的营商环境。

讲营商环境无法离开法治。法治在这里是指依照明确可依、一视同仁的规则管理市场。规则要改变也要有一定的程序，使人们能够建立合理预期。法治是尊重和保护产权的必然延伸。否则，政府自己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那就没有公平可言。或者政府自己倒是不直接下场，但随意横征暴敛，政策出尔反尔，产权保护也会成了空话。

营商环境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是权力制约。不受约束的权力会被滥用，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信任任何国家机器的原因。

如果我们想有一个稳定的营商环境，就不能没有对权力的制约。而且其意义，也绝不仅仅在一个营商环境。因为营商环境不可能孤立存在，它是整个经济环境、司法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产物。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特权，人人平等和受尊重的理想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将这一理想变为现实，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比光荣。

我们今天还没法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用人民的自我武装和直接民主自治管理取代国家机器，因而设计和发展完善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机制、制约制度，保证权力从上到下无一例外地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更为关键和重要。实际上，即便是在古代中国，中下层官府及各级官员也不能为所欲为，其权力也还是多少受到制约的。

所谓没有权力制约主要是指对顶层权力没有制约。近代以来在权力的使用和制约方面，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最终解体以及我们自己过去的经历中，都有过惨痛的教训。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百年以来极为曲折起伏的道路充分说明，能否建立起对国家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的有效制约制度，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国家机器仍然需要长期存在的新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必然内容和要求。

2012年5月4日，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先生在获得米尔顿·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时，发表获奖感言时说，穷人在市场上是没有自由的。提高收入是获取自由的最重要的方面。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如何做到大幅度提高收入的？简单说就是开放了市场，赋予每个人参与市场活动的自由。让每一个愿意参与市场交换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在市场上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和别人交换。这时候财富就创造出来了。自由的扩大导致财富的迅速增加。二百多年的进步超过了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进步的近十倍。这样空前伟大的进步主要是平等自由造成的。科学技术在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科学技术也只有在市场环境下，通过商业化才能为人类造福。所以关键还是要有市场。

中国追求自由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由于国有企业占有垄断地位，民营企业没有平等地位，也就没有参与竞争的自由。有许多行业禁止民营企业进入，如金融业，石油业，电力业，通讯业。这些行业利润非常高。而民营企业没有进入的自由。

在中国，追求自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世界自由平等的大潮就是由涓滴细流形成的。全世界所有的大江大河无一不是由许许多多细流会合而成。全世界追求自由的大潮也是这样。在CATO促进自由奖的鼓励之下，在中国和全世界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人类世界追求自由平等，和平繁荣的理想会更早地来到。

“国退民进”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法学者曹思源指出，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等资料的数据，1949年中国工业国有经济占26.3%，非国有经济占73.7%。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公私合营、三大改造加上各种政治运动，把非国有经济拼命往下打压，压到了10%左右。但是在文革后期，经济太困难了，老百姓要找出路，还是需要私有经济。尔后，改革开放了，私有经济的比重逐步上升；相应地，国有经济的比重逐步下降。到了1999年，私有经济的比重达到71.3% ，基本上回到了1949年的状况。所以这就相当于一个U形，两边高、中间低，可以说是半个多世纪的大U形。它反映了私有经济的内在生命力，是怎样拼命打压都打压不了的。因为全国人民的生活离不开私有经济。中国现在私有经济或曰“民营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民有经济比重的上升，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这种“国退民进”应当说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发展潮流。

曹思源还回忆说，我曾两度应邀到瑞典讲学，顺便请教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前总书记，也就是前任首相。我说：卡尔松先生，贵党曾经连续执政44年，那么长时间你们为什么不搞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建立计划经济体系呢？卡尔松一听就笑了，他说：不行。要那样搞我们就得不到选票，老百姓不拥护，我们就要下台。我们现在商业85%、制造业94%都是属于私有经济。这种经济效率很高，能把蛋糕做大，我们政府也就能收更多的税，进行第二次分配时，就能更好地照顾那些比较贫困的人。而国有经济是个“无人所有制”经济。所以说并非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大办国有企业，大办国有企业并非老百姓之福，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弄明白的事，或者说是假马克思主义愚弄老百姓导致的后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推行了国有化，结果没有一个搞得好的；第三世界有的后起之秀搞国有化，经济效果也不行，最后都走上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不约而同都是搞非国有化，鼓励和保护民间资本。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国退民进”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我国五千年的文明靠的是什么呀？是私有制条件下人民辛勤劳动才创造出的灿烂的中华文明。世界五千年也是如此。假定五百年前就搞国有化，大家穷得叮当响，都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那最后就会倒退到原始社会去。别的不说，我们记忆犹新的，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那时国有经济铺天盖地，剩下一点集体经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公有经济，结果怎么样？当时中共中央文件明确地说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苦不堪言。

对于那些老是要搞国有化，老是要以国有企业吃掉民有企业的人，我倒要问一句：同志啊，你们这样热心搞国进民退，就不怕经济崩溃吗？就不怕饿死人吗？经济竞争当中，没有常胜将军。国有企业亏损了怎么办？亏损了，您赔得起吗？您赔不起就要国家赔，国家的财政补贴从哪里来，最后还不是要老百姓背国企亏损的大包袱吗？请问：您的责任心何在？注释九

对经典的错译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如果说曹思源先生分析了“假马克思主义愚弄老百姓导致的后果”，那么，全国工商联原党组书记，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胡德平先生《与时俱进的民营经济》一文，则从对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误译”导致的“误解”中，指出了中国走入“误区”的原因所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陈剑认为，如果从《与时俱进的民营经济》提炼出关键词，就是自由、平等、合法性和权益等。特别是，如何释放市场活力，社会的活力，思想的活力，如何提升民营经济合法性，尊重农民权益，让人民有更多选择空间，进而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 是这本书关注的重点。注释十

《鉴别两种社会主义的一块试金石——是“扬弃”，而不是“消灭”私有制》是《与时俱进的民营经济》中一篇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合法性的文章。这篇文章涉及到党的初心，关系重大。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其中“消灭”是否是《共产党宣言》德文版的原意，是否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需要分析。

作者在这篇文章用了大量篇幅阐释，把德文版的“aufheben”翻译成“消灭”，不符合原文本的词意。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是从俄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翻译而来的，苏联解体后，前苏联理论家也承认，“消灭私有制”是俄文的翻译，误将德文的“扬弃”错译为俄文的“消灭”。但这种错译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的科学性。

什么是扬弃，扬弃是继承和发扬旧事物内部积极、合理的因素，是抛弃和否定旧事物内部消极的、丧失必然性的因素，是发扬与抛弃的统一。

《共产党宣言》错译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不仅涉及到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更是涉及亿万民营经济生死攸关的问题。正因为此， 对经典著作准确翻译至关重要，甚为关键。诚如恩格斯所说，“《宣言》的翻译一直使我害怕”。

作者对前苏联在这方面教训作了认真分析，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历史实践中被扬弃的进程进行分析。虽然民营经济在中国有了长足发展，但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存在随时随地可以消灭私有制的误解，这妨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影响了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发展壮大，但为什么很多企业家仍然心神不定？就是上述误解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彻底清理。一些人脑海中仍残存着对民营经济的歧视，一有风吹草动，旧有的意识形态，一些过时的观念就会卷土重来，十分不利于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在作者看来：“只有各类市场主体真正享有平等的权利，才能克服民营企业家心中对私有制的‘余悸’”，企业家才会对未来有清晰预期。

作者的上述分析和思考，有着强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奠定了厚实基础。

发展民营经济需要强大理论支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陈剑认为，把发展民营经济看成仅仅是对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充分的一种补充，或者把它看成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解决贫穷或就业问题的权宜之计，甚至把民营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异己力量，民营经济完成历史使命就应“离场”了，或应实行新的“公私合营”。这些错误认识和由此带来的一些政策偏差，束缚或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影响到社会公平正义的落实。

改革开放40年，可以说也是围绕民营企业的发展争论了40年。要消除发展民营经济是权宜之计的认识，没有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与时俱进，不能够对不合时宜的理论进行清理，期盼民营经济能够有长期稳定发展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要实现民营经济长期稳定可预期的清晰发展，需要强大的理论支撑

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人的体力和智力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和运用。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考察和判断社会主义，改变所有制本身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使一切社会成员过上充裕的物质生活，使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成为人的解放的重要一步。

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动力之源。

陈剑在《社会主义与民营经济》注释十一一文中写道，市场经济天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计划经济则与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划等号，正是社会主义具有旺盛活力的动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的根本。而民营经济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主要是以民营经济作为基础的市场主体活力释放所致。对民营经济认识上的偏差，影响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因而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作用十分重要。

陈剑认为，相比较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这主要有以下理由：

一是市场经济能够极大调动天下人主动地参与市场的积极性，进而使人们的沟通联系分工协作更加紧密，整个社会活力因而得到极大释放，天下人社会性质得到提升，并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二是市场经济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空间。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揭示了人的发展的最高形式。市场经济是一种鼓励人的自由发展的经济，有利于人的潜能和活力的释放。不同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对每一个个体的强有力的管控。由于每一个人都享有平等的经济自由权利，进入市场后只遵循市场规则而不受他人或机构的控制，正是在此情况下，市场对个人劳动成果的认可，与个人的努力，包括智力和体力的付出程度密切相关。因而能够极大调动人们广泛参与的积极性。

三是市场经济为市场公正提供了条件。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市场公正。而市场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市场经济是一种权利平等的经济，而不是一部分人享有特权的经济。这里的权利平等是指在制度规则和法律规定面前的平等。因此，由个人在市场上自主配置资源，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它是实现个人经济自由权利的重要保障。并因此提升了社会公正。

一个较为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提升天下人社会属性，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公正，因而市场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社会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高度契合，更具有社会主义特征。

既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高度契合，那么，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特别是成千上万的民营经济，他们的参与属于经济上的共治，提升了市场的社会性，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社会主义性质。其理由如下：

一是发展民营经济有利于以人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落实。党的19大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意义重大。成千上万的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汇聚成的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基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市场经济中的体现。市场经济要求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力量。

二是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高度契合，而民营经济是市场的基础。这极大提升了民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民营经济量大面广，是市场经济主体中最活跃的部分。正因为此，市场对资源配置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才有其土壤和条件。并由此带来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带来了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民营经济是市场的基础。何谓基础，就是在数量上占居了市场主体的大多数。民营经济占全部企业90%以上，就是市场的基础。不然，市场对资源配置所起决定作用的土壤和条件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如若如此，就使得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一般规律所发挥作用的空间受到很大扭曲。正因为此，党的18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

三是民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于共有。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生产的社会化推进了社会共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资产在初创时期，相当大的比重属于企业家个人的。但随着企业不断成长壮大，企业的社会性质愈益体现，企业主所占比重愈益缩小。生产的社会化必然要求在生产关系上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共同占有。而这需要通过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公正进而通过诸多手段实现社会公正才能够实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成为那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在不断调整，私人占有也越来越具有共同占有特征。包括生产社会化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很大比重也越来越社会化，越来越为社会共有。

社会所有对一个企业而言，意味着真正把企业职工作为企业主人落到实处。任正非的华为公司可以看作是社会所有的一个类型。河北保定徐水区的大午集团的私企立宪，也同样包含社会所有的内容。上个世纪80年代初，浙江温岭市探索出的股份合作制模式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股份合作制无疑也含有丰富的社会主义因素，也是一种社会所有的形式。上述社会所有形式，在民营经济中所占比重愈益增长，说明民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愈益突显。

民营经济的股份合作、公司全员持股都是社会所有的重要形式，含有丰富的社会主义因素，属于社会主义共有性质。也就是说，民有经济可以姓“公”，也可以姓“共”。国有经济，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实现形式问题，国有经济也有可能姓“私”。

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解决共治的问题，不能够让天下人参与对国有经济，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治理，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很有可能演变成少部分官僚特权阶层的的“私”有。国有企业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解决共治问题，不能够找到天下人参与治理的有效形式，即真正有效的民主监督形式，那么“国有”就有可能演变成纯属的私有。

现实情形下，国有可以“公有”但并不意味着一定“共有”。民有经济，如果组合方式发生改变，民有经济可以成为共有经济，成为社会所有经济。

新型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发展民营经济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王占扬在其《新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未来》一文注释十二中提出：新型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发展民营经济。

市场经济的长期性决定了民营经济也将具有这种长期性。这是因为，市场经济需要产权明晰的独立的市场主体，没有这样的市场主体就不会有市场经济，而民营经济体就是最符合市场经济的这种需要和要求的天然的市场主体，因而也是市场经济天然的微观机制，是市场经济固有的内在组成部分。所以，发展民营经济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同时发展民营经济。没有民营经济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没有实现民营经济占多数地位市场经济也是不可能的。

由于民营经济与市场经济具有这种内在的统一性，所以市场经济的长期性本身就包含着民营经济的长期性。所以，不仅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阶段始终需要发展民营经济，而且建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后也仍然需要不断地发展民营经济。由于这是一种基本的社会需要，所以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由此可知，新型社会主义之所以是新型的，不仅因为它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而且还是因为它是发展民营经济的社会主义。

民营企业就是由人民创办人民经营的企业。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在《民营经济理论创新发展研究》一文中注释十三提出，民营企业就是由人民创办人民经营的企业。

民营经济也是党的执政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就要认识到党的根基和力量在人民，党的执政基础是全体人民和人心，是人而不是物。民营经济就是人民创办、人民经营、人民所有、人民享有收益的经济，民营经济的性质是人民经济。既然人民是党的执政基础，人民经济更是党的执政基础。

建议将经济社会按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划分为四大领域，即战略性领域、公共服务领域、民生领域和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要在战略性领域、公共服务领域、民生保障性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民营经济要在民生市场化领域、竞争性领域发挥主导和主体作用。市场化领域、竞争性领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领域，是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发挥主导、主体作用的舞台。

将“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成部分”升级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可或缺主体”。

适时提出“党的执政基础是全体人民”“包括民营经济、国有经济在内的人民经济，都是党的执政基础”。不再单独强调某一种所有制或企业类型是党的执政基础。

提出“民营经济将始终伴随国家发展”的观点。民营经济现在不会退场，未来将在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承担主要角色。即使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民营经济仍然将在高收入水平上持续高质量发展，永远不会退场，将始终伴随国家发展。

用“法治”去掉民营企业家头上的“利剑”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如果没有重大的理论突破，提振民营企业人士的信心效果是有限的。也必然呈现出周期性或者叫波段式特点。当我们需要民营企业助力的时候，政策暖风扑面，一派风和日丽景象；日子稍微好过一些，民营企业又面临紧缩。这种阵风式、波段式的时好时坏，民营企业不可能有清晰预期，不可能带来民营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因而，迫切需要思想理论上的超越和突破。

如何实现“超越和突破”？

2月6日，《中华遗产》杂志社主编、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夏骏，对于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常修泽的访谈，尤其发人深省。

夏骏认为：民营经济，在我们社会中的处境，是一种敏感而微妙的存在。新中国70多年的当代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所谓“大锅饭”经济无法真正激发人民的劳动热情，甚至于把国民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民营经济是社会维持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形态。但是，在某种意识形态背景中，有些人把民营企业称作“私生子”，而民营经济自身也总觉得自己是“异类”，民营企业家睡不着觉的，恐怕为数不少。

常修泽认为：日前听到民营企业反映：他们头上仍悬着一把利剑，叫“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家”，且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网络上有的民营企业家朋友甚至说，“现在，利用我们是权宜之计，消灭我们是远大理想”。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发多少条安抚性文件，制定多少条所谓优惠性措施，恐怕也是事倍功半。

常修泽进一步引申道：《共产党宣言》确实是声明了“消灭私有制”的目标，而且是最核心的目标。关键在于，对《共产党宣言》的相关问题必须做认真的辨析。

需要认真辨析的三个问题是：第一，《宣言》原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到底“从什么意义上”说？《宣言》针对的是什么？第二，《宣言》后面这半句“消灭私有制”，到底要消灭的是“什么私有制”？指的是什么？不是什么？第三，《宣言》说的未来时间点位，是什么时期？什么阶段？不是什么阶段？这三个问题必须搞清楚。

第一，他是针对着“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及其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讲的，原文讲得很清楚。问题是，现在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吗？中国现在的民营经济是“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吗？

第二，宣言后面这半句“消灭私有制”，他要消灭的是“什么私有制”？马克思原话明明白白：指的是“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应该不是泛指“一切私有制”，更不是指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私有制。

第三，他说的未来时间点位，是什么时期？不是什么阶段？他说这个原话是指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而且是作为一种设想），不是指的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更不是指的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因为在我看来：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劳动始终具有“个人谋生手段的性质”。我的看法：只要“劳动具有个人谋生性”，就一定有个人物质利益，就一定有企业物质利益，就一定有市场经济，也就一定会有民营经济存在，这或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性东西吧？

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即使“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过去后，可能还有“社会主义社会中级阶段”呢；即使“社会主义社会中级阶段”过去后，可能还有“社会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呢，早着呢。至于更远的未来，还要看社会实践。

夏骏还列举了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的例子：在科技高度发展的当代，一些发达国家的大量科技发明都是民营企业完成的，比如马斯克的太空技术，科研阶段投资巨大，政府很难用纳税人的钱，在风险巨大的试验中长时间巨量投入。因为万一失败导致巨额亏损，政府也负担不起责任。而民营企业由于成功之后巨额利润的预期，甘愿去承受阶段性亏损，期待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的新产业成功。这种长期投入，必须有长久稳定的政策和法治安全保证，如果在投资过程中发生政策性变化，或者产权无法保障，他就可能因被动中止而血本无归，甚至负债累累。所以，只有法治社会提供的长久安全的发展生态和产权保障，才能让企业家着眼长远，投资科研和基础建设，而不是急功近利。如果缺少长久安全感，企业家就只能着眼于在短时间内赚快钱。而在普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中，不可能产生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家。

常修泽进一步建议说，应该以“法治”来去掉民营企业家头上难以挥去的这把利剑。

既然“长期并存”，对于某些恶意宣扬“消灭私有制”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怎么办？中国是个法治国家，总该“依法治国”吧？基于此，除了在政策上对民营经济继续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之外，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法治，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对于此类事还是要讲法治：包括立法、司法和执法，从而把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保护人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真正落到实处。

总之，如中央文件所说的：“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为此，我们要唱响民营经济发展时代的“命运交响曲”，更好地发挥民营经济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的生力军作用。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钱颖一指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主体是民营企业。近年来中央出台了很多政策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最近国务院还发布了31条举措。不过一个现实问题是，民营企业仍然缺乏产权安全感，企业家缺乏人身安全感，这是造成民企对投资缺乏信心的重要原因。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罗翔认为，法治虽然不是一种最优治理方式，却是一种避免出现最坏结果的次优选择。法治最核心的精神就是对公权力的限制，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在今天这样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我们希望法治能够带给我们相对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来源于对正义的渴望，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尊重。愿法治能培育出更好的市场经济，也希望我们能在法治的基础上打造市场经济。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注释十四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在《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一文中指出，从人类更长的历史趋势和人的本性看，私有经济必然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这一点不含糊。在没有完全走出温饱挑战的社会里，通过公有将社会所有资源强行汇集到一起，也许有它的价值。但是，到今天，由于全球化把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技术带到中国、印度，还有众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从粮食生产到衣、住、行都可以大规模，而且能很便宜地提供，温饱已经远不是问题。现在更头痛的是产能过剩，而不是产能不够满足人类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办国有经济、公有企业来达到汇集资源、分摊风险的效果已变得不再必要。世界没有哪个富有的国家还维系大规模的国有经济，也没有哪个国家真正靠国有制而富起来的。

第二，在中国的出口商品已挤满世界之后，人们所需要的已不再是大众化的“粗制商品”，而未来的需求更在于个性化的“细制商品”，产品创新、个性化设计和服务更是决定未来制造业的关键，而这些恰恰是民营企业的特长，不是国有经济的特长。

第三，中国的就业压力也需要民营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民营经济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真正希望。

第四，中国经济内需的增加也必须靠民营经济的扩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能带来根本性的创业、创新动力，给中国经济带来全新的活力。

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上市再成功、再轰动，等静下来，在其背后看到的只是政府权力、行政特权和行业垄断，看不到任何启发人的个人创业故事。上市再成功、融资再多，也就仅此而已，对社会、对千千万万个年轻人没有任何启发作用，不会因为工行、中石油、中石化的上市而激励任何张三、李四去创业，反倒是激励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想去进入体制内做官。

不过，这些来自民营经济的创业故事势不可挡，他们已经启动了千千万年轻人、中年人的创业动能。不管政府愿意不愿意，中国的民营经济环境必然要改善，因为这是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也是中国经济的未来活力所在。

注释一：章立凡《清末以来中国三次“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21世纪国情报道。

注释二：吴思《帝国组织的兴亡条件及其演变》2009年12月9日，凤凰网历史综合。

注释三：荣剑 马国川《国家主义还能走多远》，2013年1月11日，共识网。

注释四：贺阳《我看央企的巨额亏损和造假》，2019年8月19日 ，爱思想网。

注释五：贺阳《民营企业是我国净出口和创汇的顶梁柱》，2019年8月19日 ，爱思想网。

注释六：许成钢、丁峰2014年10月11日《财新网》。

注释七：李晓西《再议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公平之关系》，文章来源：《财贸经济》2000年3月刊。

注释八：冯兴元《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2012年12月11日，第一纺织网。

注释九：曹思源《“国进民退”不是好现象》。

注释十：陈剑《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读胡德平<与时俱进的民营经济>》, 2022年11月14日，爱思想网。

注释十一：陈剑《社会主义与民营经济》，爱思想网 ，2020年8月24日。

注释十二：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编辑的内部资料《论民营经济》第24-30页。

注释十三：黄剑辉《民营经济理论创新发展研究》，《中国经贸导刊》 2020年15期。

注释十四：钱颖一、罗翔《市场经济、法治和预期》，2024年3月3日，爱思想网。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杂文研究会会员，香港联合时报专栏作家，《人物春秋》栏目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