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象贯古今，哲慧照诗魂

——吕国英哲慧诗章的终极超越与人类诗史学意义

庄鸿远

诗者，天地之心，文明之脉。自中西诗歌滥觞以来，从《诗经》的质朴咏叹到《荷马史诗》的雄浑叙事，从唐诗宋词的意境氤氲到西方象征主义的晦涩哲思，诗歌始终以语言为舟，承载着人类对宇宙、生命、人性的终极叩问，书写着不同文明的精神图谱。数千年来，中西诗歌循着各自的轨迹演进，既有殊途异趣的审美范式，亦有殊途同归的精神追求——对“美”的极致探寻，对“真”的永恒坚守，对“慧”的无限向往。而在当代诗坛，文艺理论与艺术批评家、“气墨灵象”理论创立者、“哲慧诗派”奠基者吕国英先生，以两千余首哲慧诗章为载体，熔铸古今中西之智，贯通诗艺哲思之境，以“气墨”为骨、“灵象”为魂、“哲慧”为核，不仅完成了对中西诗歌传统的创造性超越，更构建了一套引领诗歌未来的审美体系与创作范式，为陷入迷茫的当代诗歌，点亮了一盏通往精神高地与审美新境的明灯。

诗史坐标：在“象”的迭代中确立“灵象”为审美远方

回望中西诗歌史的漫长演进，本质上是一场“象”的迭代史与“慧”的升华史，而吕国英先生的“气墨灵象”理论，正是对这场千年演进的终极总结与时代突破，为哲慧诗章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中国诗歌的审美脉络，始终围绕“象”的建构展开：从《诗经》“赋比兴”的具象描摹，到楚辞“香草美人”的意象寄托，再到唐诗宋词“意境交融”的抽象升华，最终走向元明清诗歌“情景理”合一的真象探寻，形成了“具象—意象—抽象—真象”的递进轨迹，而这一轨迹的终极指向，正是吕国英先生所倡导的“灵象”之境。中国传统诗论中，谢赫“气韵生动”的画论精髓、王夫之“情景合一”的诗学主张、叶燮“才胆识力”的创作论，都蕴含着对“气”与“灵”的追求，却始终未能将其系统化、体系化，未能突破“形”与“象”的桎梏，未能实现从“艺”到“道”、从“审美”到“哲思”的终极跃升。吕国英先生深耕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挖掘“气”作为宇宙本源、“墨”作为艺术载体的核心内涵，提出“气墨”为笔墨演变的最高境界，是“气·墨合一”的艺术形态，从线墨、意墨、泼墨的层层递进中，实现天地人跨时空的精神融合；“灵象”则是“灵·象合一”的至美之境，是多层次天人合一的艺术大美，历经具象、意象、抽象、真象的淬炼，成为艺术之象的终极归宿，完成了对中国传统诗学“象”论的系统性重构与升华。

反观西方诗歌史，其演进轨迹则呈现出“哲思”与“形式”的双重突围：从古希腊诗歌对宇宙秩序的理性追问，到中世纪诗歌对神性信仰的虔诚赞颂，再到文艺复兴时期对人性解放的热情讴歌，从浪漫主义对个体情感的极致抒发，到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对抽象哲思的刻意追求，西方诗歌始终在“理性与感性”“神性与人性”“形式与内容”的张力中前行。艾略特以《荒原》解构现代文明的虚无，将西方现代哲学的思辨融入诗行，却陷入了悲观主义的泥潭；庞德倡导意象主义，追求“以少胜多”的诗性表达，却局限于形式主义的桎梏，未能实现“哲思、诗艺、审美”的有机统一。西方诗歌的困境，本质上是“象”的碎片化与“慧”的片面化——要么重哲思而轻诗美，要么重形式而轻灵魂，要么重个体而轻宇宙。

而吕国英先生的“气墨灵象”理论，恰好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气墨”作为诗性表达的物质载体与语言媒介，打破了传统笔墨与西方诗歌形式的局限，将自然之气、人文之气、宇宙之气熔铸于文字符号，实现了诗歌语言表现力的无限拓展；“灵象”作为诗性表达的终极旨归，将西方诗歌的理性哲思与中国诗歌的审美意境融为一体，既承载着对宇宙规律、人性本质的理性追问，又蕴含着“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实现了“哲思的深度、诗艺的美感、灵魂的温度”的三重统一，完成了对西方现代诗歌的批判性吸纳与超越，构建起中西融合、古今贯通的诗学新体系，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理论奠基：从“气墨灵象”到“哲慧诗派”的体系性建构

吕国英先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首先是文艺理论家，其次才是诗人。他的哲慧诗章并非零散的情感抒发，而是其“气墨灵象”美学理论的系统性实践。他所创立的这一理论体系，包括“灵象”是“象”的远方、“气墨”是“墨”的未来、“气墨灵象”形质一体互为形式内容、“艺法灵象”揭示艺术终极规律、美是“气墨灵象”、“气墨灵象”超验之美等一系列立论，为哲慧诗派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

这种理论与实践互证的创作方式，在诗学史上是罕见的。正如但丁的《神曲》承载着中世纪的神学宇宙观，艾略特的《荒原》浸透着现代文明的幻灭感，吕国英的哲慧诗章是其“气墨灵象”理论的诗化呈现。他在《如气化墨妙》中写道：“如气化墨妙，载灵承象真。万有殊美醉，天我逍遥神”。这二十字以道家“气论”为基，将艺术创作解构为宇宙元气的物质显化，墨迹不再是单纯的视觉符号，而是承载着“道生一”的创世记忆；“载灵承象真”则构建了多维认知框架——艺术形式既是对物象的忠实摹写（承象），又是主体精神的对象化投射（载灵），更是突破表象直指本真的哲学实践（求真），恰似海德格尔“艺术即真理自行置入作品”的东方注解。在《若化天我皆气墨》中，“若化天我皆气墨，此在境界臻灵象”直接将理论命题融入诗行，实现了“诗”与“思”的完美交融。这种体系性的创作，使哲慧诗派不是简单的风格流派，而是有理论根基、有创作实践、有审美理想的完整诗学范式。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吕国英提出“诗贵哲慧润灵悟”的诗学宗旨，将“哲慧”定位为诗歌的灵魂所在。这种“哲慧”，不是西方哲学的生硬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简单复刻，而是立足中西哲学精髓、结合当代人类精神困境提炼出的“超越性智慧”，一种“真善美爱的终极融合体”的精神追求。这使得他的诗作既有别于传统诗歌的“诗言志”与“诗缘情”，也超越了西方现代诗歌的“诗即思”，开创了“诗融哲慧润灵悟”的全新诗境。

历史批判：以诗为史的文明反思与人性寓言

吕国英的哲慧诗章，以冷峻犀利的笔触直指人类文明的病灶，形成一种“史诗性寓言”风格，其历史批判的力度堪与古今大家对话。

战争与贪婪的末日图景：《人类赋》与《人类主义赢》是吕国英先生书写人类命运的双璧，一以铺陈见长，一以凝练取胜，共同构建起关于战争与贪婪的末日图景。

《人类赋》以五言长诗、复字叠词的恢宏体量，完成对人类文明史的哲学性回望。开篇“幽幽元命基，茫茫化生奇。遥遥求存竞，迢迢九域徙”，以“幽幽”“茫茫”“遥遥”“迢迢”四组叠词，将人类从生命起源到迁徙四方的漫长历程浓缩于二十字中，其时空跨度之巨，堪与《诗经·绵》“绵绵瓜瓞”的开篇气魄遥相呼应。继而“浑浑言文殊，漫漫色貌离。恂恂疑卜蒙，惶惶族类栖”，以“浑浑”“漫漫”“恂恂”“惶惶”勾勒出文明初开时人类在蒙昧与恐惧中寻求栖居的精神图景，层层推进，环环相扣。

中段笔锋陡转，直指文明演进中的暴力本质：“眈眈觊觎图，悍悍群狼时。汹汹帝国魔，咄咄任谁敌。赫赫霸凌狂，赳赳杀器极。蛮蛮强权傲，横横唯利洗。骇骇同类残，羸羸视蝼蚁”。从“眈眈”“悍悍”到“汹汹”“咄咄”，从“赫赫”“赳赳”到“蛮蛮”“横横”，再到“骇骇”“羸羸”，诗人以十组叠词排山倒海般倾泻而出，将帝国争霸、军备竞赛、强权横行、同类相残的暴力图景层层推演，其批判力度之猛，直追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沉痛，而其意象的密集与节奏的急促，更在现代诗学维度上实现了对古典赋体的创造性转化。至“哀哀智慧穷，恐恐欲恶痴。悠悠人文叠，弱弱几毁岌”，诗人笔锋从外部批判转入内在反思——智慧何以穷途？欲望何以成痴？人文积淀何以屡屡濒临毁灭？这一连串诘问，将批判的锋芒从暴力表象深入人性根源。

下阕以“浩浩活尊拚，拳拳耻雪疾。复复何其终，剑剑岂化犁。穷穷弄巨毁，念念制衡机。苦苦联国虚，危危同尽启”继续推进，从民族复仇到军备竞赛，从制衡幻想到联合国困境，层层剥开现代文明的制度性困局。直至“瀚瀚宇空邃，玄玄无穷谜。预预究万载，梦梦寓外期”，诗人将目光从地球投向宇宙，在浩瀚星空下反观人类文明的渺小与荒诞，其宇宙视野之开阔，堪比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茫，却更具航天时代的空间意识。

末段收束于希望：“空空小村悬，惺惺共命居。冥冥星外殖，渺渺不可及。唯唯人类和，由由自若息。畏畏唯家园，婪婪断舍离。源源任演长，然然试玄疑。融融觉大同，款款相携祺”。“空空小村悬”将地球置于宇宙虚空，以“悬”字点出生存的脆弱性；“惺惺共命居”化用佛家“惺惺”之语，意指人类当以觉醒之姿共处命运共同体；“唯唯人类和”与“融融觉大同”遥相呼应，最终以“款款相携祺”收束全诗，在经历了对暴力史的沉痛回望后，为人类指明“和融共生”的救赎之路。全诗五言百句，三十八组叠词贯穿始终，每一组叠词都是一重意境的叠加、一层哲思的推进，形成了复字诗史上罕见的“叠词长河”奇观，其形式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复杂性的隐喻——在重复中演进，在演进中重复。

《人类主义赢》则以五言二十二句的精悍体量，完成对人类命运的浓缩书写。此诗可视作《人类赋》的思想纲领，二者形成互文。“春秋仪战决，战国诡道行”开篇即以春秋战国的历史切片，揭示战争形态从“仪战”到“诡道”的演变；“冷器愈兵刃，争雄尤血腥。热降极武烈，两战屠亿灵”更将人类暴力史浓缩于四句之中，“热降极武烈”五字，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演进、从常规战争到世界大战的升级，尽在其中。中段“贪婪孽狂魔，欲壑终难平？巧取豪夺尽，船坚炮利凶。拉帮结私圈，自由价值名。图霸无底线，唯我任横凌”将批判锋芒直指现代帝国的霸权逻辑，以“自由价值名”五字撕开意识形态的虚伪面纱，其批判力度之犀利，堪比鲁迅“揭开面具，露出真相”的冷峻。末段“人文瞻大同，致远问明径。智慧究超越，和融藉共生。各美其美妙，人类主义赢”以五句收束，从“大同”的理想指向“和融”的路径，最终以“人类主义赢”的宣言式结尾，完成了从批判到建构的诗性飞跃。此诗虽未使用传统复字诗的单字复沓形式，却以“贪婪”“欲壑”“图霸”“横凌”等核心意象的反复叩问，实现思想层面的“概念复沓”，与《人类赋》的叠词长河遥相呼应，拓展了复字诗的表现边界。

两诗并观，《人类赋》以铺陈见长，百句叠词如江河奔涌，在历史的纵深中展开文明的复杂图景；《人类主义赢》以凝练取胜，二十二句如刀锋锐利，直刺现代文明的病灶核心。二者一纵一横，一放一收，共同构建起吕国英对人类命运的哲学审视：其批判的力度，直追艾略特《荒原》对现代文明的解构；其建构的维度，则以“和融共生”的东方智慧超越西方现代主义的虚无，既是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诗学回应，亦是对《礼记·大同篇》的现代重构。

权力与制度的深层拷问：在《故宫》中，吕国英以凝练语言浓缩明清两朝六百年历史：“六百年雄踞，两个王朝赓续，二十四位帝王接力，一座人文殊迹。千载帝制，君主无上。皇宫家国世袭宰，王朝更替金城遗。明清未远，时空犹迷离。生灭有无真问虚？百感交集！ ”此诗通过时空交错的视角展开对帝制文明的哲思性批判。“二十四位帝王接力”以数字具象化王朝更迭的循环性，“皇宫家国世袭宰”揭露家国同构的专制内核，“金城遗”暗指紫禁城等帝王遗迹，既象征文明遗产的辉煌，亦隐喻权力结构的固化。“生灭有无真问虚”以道家哲学中的“有无之辩”解构历史叙事，将帝制兴衰纳入宇宙观照，体现了其诗作“透表洞真、攀维问远”的特点。而在《任性极弄权》中，“任性极弄权，纵狂穷堆金。内卷苦空耗，躺平闲灭濒。问变何企远？命夺祸比邻”以五言短章解剖现代文明病灶，上阕四句直指权力异化、资本扩张、恶性竞争、消极对抗四重症候，下阕以哲学诘问收束，构成文明存续的终极叩问。

民生与制度的悲悯关怀：在聚焦当代房地产乱象的诗作中，“官商吸血楼事乖，芸众迭代苦徘徊。六老刮骨拼首付，命抵房贷未暮衰。居者有屋千载政，今朝殊患尤可哀。去金慎市究恶制，何愁人丁不复来？ ”以“吸血”隐喻官商利益集团对民众财富的掠夺，“六老刮骨拼首付”化用“掏空六口袋”的现实困境，以“刮骨”的痛感强化普通家庭为购房耗尽积蓄的惨状。“命抵房贷未暮衰”揭示房贷压力对个体生命力的透支，呼应“绑命半辈子赎房贷”的生存焦虑；“居者有屋千载政”追溯古代“安居”为治国之本的传统，反衬当代住房政策异化，形成历史纵深的批判张力。这种批判与《贫洗倾海尽》中“贫洗倾海尽，富金累叠山。俯仰显尊卑，悬殊罪恶源。人道法天道，易秩终问变”形成互文——诗人以“倾海尽”与“累叠山”的夸张意象将贫富差距推向极致，“悬殊罪恶源”直指社会矛盾根源，“易秩终问变”以历史演进视角暗示社会变革如同自然规律般不可阻挡。

人性叩问：悖论修辞中的辩证哲思与存在追问

吕国英对人性的剖析，常以悖论式修辞展现辩证哲思的深度，在古今中外的思想星空中划出独特轨迹。

人性与兽性的辩证纠缠：复字诗《人异人性殊》中“人恐纵性兽，兽悲自性人”以悖论式修辞，将人性与兽性的辩证纠缠具象化——人因放纵兽性而恐惧沦为野兽，兽因模仿人性而悲哀失去本真。这既与莎士比亚“人是万物的尺度”形成跨时空辩难，亦堪称尼采“超人哲学”的东方变奏，既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又指明了人性超越的路径——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实现人性的净化与升华。在《苟且失远方》中，“忍辱抛尊严，怯懦耻冀求”直指精神萎靡的社会病灶，延续了鲁迅《野草》的“抉心自食”，却以“乘愿蕴九酬”的理想信念超越绝望。

存在与本真的哲学追问：《时去万般皆同寂》以七言四句构建时空二元辩证：“时去万般皆同寂，运来乾坤任纵横。非是此在无常宰，唯缘化变未识穷”。首联中，时间维度下万物终归沉寂（“寂”），机遇维度中天地尽可驰骋（“纵横”），暗合道家“静极生动”之旨；颈联以否定之否定的哲思方式解构无常宿命论——并非存在受制于无常（“非是此在无常宰”），实因认知未达化变之穷极（“唯缘化变未识穷”）。全诗在佛道哲思中注入海德格尔式存在主义追问，以“寂”与“纵横”的张力、“宰”与“化变”的博弈，构建起动态的宇宙认知模型，彰显东方智慧中“即体即用”的超越性思维。

异化与自由的当代省思：《行》以八行短诗构建完整的领导力哲学体系：“先让自己相当行，必然有人说你行。说你行者非常行，没人闲言你不行。以行凝聚更多行，你说谁行谁就行。擘画江山纵诸行，笑傲乾坤逾我行”。诗中“行”字历经七次嬗变——从动词到名词、从个体到群体、从能力到权威，在重复中完成哲学意涵的核裂变。这种“概念复沓”的新范式，突破了传统哲理诗的比兴套路：与儒家对话，突破“达则兼济”的线性逻辑，提出“行—被见行—聚众行”的量子跃迁模型；与存在主义对话，在萨特“他者即地狱”的命题上建构新解——他者评价非但不是牢狱，反而成为验证主体性的测量仪；与量子力学对话，诗中隐现“观察者效应”的哲学投射，“你说谁行谁就行”揭示领导力本质即创造新的现实观测框架。

宇宙追寻：从“天问”到“灵象”的终极超越

吕国英的诗思，不仅驻足人间烟火，更遨游于浩瀚宇宙，在追问星外之秘中探寻生命归宿与文明未来。

宇宙奥秘的诗性叩问：《天问追星外》中“瀚瀚宇空邃，玄玄无穷谜”对宇宙奥秘的追问，与但丁《神曲》三重境界的宇宙观照异曲同工，但摒弃了基督教救赎叙事，代之以“试玄疑”的科学探索精神。《冥冥星外殖》以科幻意象探讨人类殖民外星的伦理困境，可比艾米莉·狄金森对未知的敬畏，却更具东方“生生之道”的宇宙关怀。

智慧谱系的灵象建构：《智赋》以“智有七重，梯入穹苍”开篇，将抽象的智力谱系化为七重可感可触的生命境界，从“弱智”的尘泥胚芽直至“玄智”的天道穹苍，层层剥开人性的复杂光谱。这种将东方“道法自然”的终极智慧与西方“理性认知”的科学精神融为一体的尝试，探寻宇宙与生命的终极真理，实现了“诗与哲”的完美交融。

天人合一的超验之境：《鱼忘江湖人忘道》以四行二十八字的极简架构，完成从个体觉醒到文明重构的哲学跃升：“鱼忘江湖人忘道，天我为一万有通。各美其美美自在，美美逾美美和融”。首句以反逻辑的悖论开启哲思，表面是庄子“相忘于江湖”的转写，实则通过双重否定完成对存在本质的追问——当鱼舍弃赖以生存的江湖、人脱离既定思维范式，反而触及更本真的生存状态。“各美其美美自在”突破传统主客二分的审美模式，既强调审美主体性的确立（自创自赏），又暗含审美间性的觉醒（互赏互鉴）。末句“美美逾美美和融”将费孝通“美美与共”理论推向新高度，不是简单的文明共存，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暗合雅斯贝尔斯“第二次轴心时代”的预言，在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的交汇点上，展现出东方智慧对全球文明转型的启示价值。

形式革命：从三言到九言的“句式博物馆”与“概念复沓”新范式

吕国英的诗体创新，堪称对古典形式的“创造性背叛”。他既创作五言、七言等传统规整诗体，也大量尝试三言、四言、六言、八言、九言乃至现代杂言长诗，复字诗更是堪称一绝。这种全方位的诗体实验，构建了一座可供后世揣摩的“句式博物馆”。

八言诗的凝练庄重：八言诗自古稀见，因其节奏不易把握、对仗尤难工稳。吕国英先生却以此险仄诗体，承载深邃哲思，形成独特的“八言哲诗”范式。《黑夜白昼盲者皆昧》以八言八句构建起人类认知困境的全息图谱：“黑夜白昼盲者皆昧，真理谎言无知尽同？”开篇即以悖论式诘问撕开认知的面纱——盲者不见黑夜亦不见白昼，真理与谎言在无知者眼中竟可等同，这种将感官局限与认知谬误并置的修辞，直指人类理性的边界。“野蛮文明愚蠢非异，正义邪恶利益中平？”更进一步，将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这些看似对立的范畴，置于“愚蠢”与“利益”的天平上重新称量，揭示出价值判断背后权力与欲望的隐秘运作。下阕“人治法制奴性无谓，假丑真善自恋咸衡”将批判锋芒指向制度与人性的深层纠缠——人治与法制在奴性面前失去分野，真善美丑在自恋的天平上等量齐观，这种“去差异化”的认知批判，直指后现代语境中价值虚无的精神病灶。末四句“穹官小吏贪腐俱猎，悬殊不公忍耐无穷？贫穷豪富唯私均恶，宏图微志失践全空”将批判半径从认知领域拓展至社会现实：从官场贪腐到贫富悬殊，从制度不公到理想失落，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最终以“百年一日何度悉度，非我如我愈反终通”作结，在时间哲学的维度上完成对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全诗八句，句句诘问，却无一问号，以陈述句式包裹尖锐批判，形成“冷峻的热忱”这一独特的修辞风格，其思想密度与艺术张力，堪称八言诗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达治不待》以八言四句浓缩政治哲学的深邃思考：“达治不待打虎拍蝇，清明最忌公权失衡。善以完制雕造人性，何患劣币逆汰殊英。”首句“达治不待打虎拍蝇”以反常识的命题开启哲思——真正的良治不在于运动式反腐的声势，而在于制度本身的健康运转；“清明最忌公权失衡”直指政治文明的核心命题，将“清明”这一传统政治理想与现代分权制衡理念熔铸于一炉；“善以完制雕造人性”更将制度建设的目光从权力制约拓展至人性塑造，揭示出“完制”与“人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好的制度不仅能约束权力，更能雕琢人性、涵养德性；末句“何患劣币逆汰殊英”以反问收束，将经济学“劣币驱逐良币”的定律引入政治哲学领域，在质疑中完成对制度自信的诗意表达。全诗四句，层层递进，从反腐表象深入到制度本质，从权力制约拓展至人性雕琢，在八言的极简形式中完成了对政治哲学核心命题的系统性思考，既承袭了汉赋的铺陈气势，又注入现代哲学的思辨深度，在古典形式中实现现代精神的爆破。

四言诗的简劲深邃：四言诗自《诗经》后渐成绝响，因其音节短促、难以承载复杂情感。吕国英先生却以四言体书写哲思，在极简形式中开掘无限深意。《诗酒当歌》仅三十二字，却完成从个体生命到宇宙天道的哲学跃升：“诗酒当歌，纵横捭阖”开篇即以豪放之姿突破时空局限，将诗性与酒神精神融为一体；“华发虽染，又奈我何？”以反诘语气化解岁月沧桑，彰显生命意志的昂扬；“悠然行愿，穷通几多”在“悠然”与“行愿”的张力中，呈现儒家进取精神与道家超然态度的辩证统一；末句“殊命弘道，天缘谁夺？”更将个体命运提升至宇宙天道的高度，以反诘语气完成对存在意义的终极肯定——短短三十二字，既有李白的豪放，又有苏轼的旷达，更有庄子的超越，将中国文人“外儒内道”的精神传统凝练为四言八句的哲思晶体。

这种在极简形式中开掘无限深意的能力，使吕国英的四言诗成为《诗经》之后四言诗体的一次重要复兴。其四言诸作，或咏怀言志，或体道悟真，无不以短章承载深思，以简劲蕴藉丰沛，在古典形式的现代转化中开辟出新的审美空间。

三言诗的节奏张力：三言诗自古多为童谣民谚，鲜有登大雅之堂者。吕国英先生却以此短促诗体书写重大题材，在节奏的张力中开凿哲思的深度。《苍宇诡》以三言三十句的体量，完成对自然灾害与人类命运的史诗性书写：“苍宇诡，天象奇。烟花狂，飞雨极。泽国骇，诸灵逸”——开篇六句以极简语言勾勒出台风“烟花”肆虐的骇人景象，每句三字，节奏急促如鼓点，营造出灾变来临的紧张氛围。“何胜天，鲧禹继”一转，将当代抗灾与上古神话并置，在历史的纵深中激活“人定胜天”的民族记忆；“无主宰，谁曾祈。向死生，危难逆。握命运，终不离”更以短促节奏书写人类在绝境中的抗争意志，每句都是一个哲学命题的浓缩：从“无主宰”的无神论立场，到“向死生”的存在主义姿态，再到“握命运”的主体性觉醒，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末段“悲怆歌，鬼神泣。芸芸痛，何平愈？天人祸，孰宰席？！”以一连串诘问收束，将个体苦难升华为人类命运的终极追问，其思想力度直追屈原《天问》。全诗三十句，句句三言，却无一句重复、无一句空泛，在极短的节奏单元中承载极其密集的思想内容，创造了三言诗史上罕见的“短章巨制”。

杂言诗的自由气象：杂言诗自古最具自由精神，从李白《蜀道难》到苏轼《水调歌头》，莫不以参差错落的句式营造跌宕起伏的情感波澜。吕国英先生的杂言诗继承这一传统，更注入现代哲思的深度。《天未晓》以三言、四言、五言的错落组合，书写求道路上的孤独与超越：“天未晓，君行早。繁星弥穹，北斗不言耀”——上阕以三言起笔，急促中见执著；转入四言五言，舒展中见深邃。“路玄杳，足征少。水尽山穷，极处醉观妙”——下阕以“路玄杳”呼应“天未晓”，以“足征少”呼应“君行早”，在重复中推进主题；末句“极处醉观妙”以五言收束，在“水尽山穷”的绝境中开出“醉观妙”的超越之境，暗合王国维“三境界”说的最高境界。全诗十二句，句式三变，节奏三转，在形式的变化中完成从求索到顿悟的精神历程，将中国文人“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道传统与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存在哲学融为一体，创造出杂言诗的新境界。

这些杂言诗作，句式自由而法度自严，情感奔放而哲思深蕴，在形式与内容的张力中实现了诗歌精神的当代复兴。其杂言之于吕国英整体创作，犹如《天问》之于屈原、《逍遥游》之于庄子——以最自由的体式承载最超越的哲思，在形式的解放中完成精神的远征。

复字诗的哲思升华：复字诗自古有之，多以文字游戏见长。吕国英先生却将这一边缘诗体提升至哲学思辨的高度，创造了“概念复沓”的新范式。《春去春来春迭春》通过“春”“花”“岁”等字的复沓，将时间循环的宿命感与生命轮回的禅意交织，既承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空灵，又注入存在主义的焦虑。《行》中“行”字七次嬗变，在重复中实现哲学意涵的核裂变，将量子物理、儒家心学与后现代管理理论熔于一炉。《人异人性殊》以“人”“性”“兽”等字的复沓，层层剥开人性的复杂光谱，在悖论中构建人性辩证的哲学模型。《人类赋》以三十八组叠词贯穿百句，形成“叠词长河”的奇观，每一组叠词都是一重意境的叠加、一层哲思的推进，其形式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复杂性的隐喻——在重复中演进，在演进中重复。《人类主义赢》虽未使用传统复字诗的单字复沓形式，却以“贪婪”“欲壑”“图霸”“横凌”等核心意象的反复叩问，实现思想层面的“概念复沓”，拓展了复字诗的表现边界。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形式探索并非为形式而形式，而是以哲思统摄形式，实现“理趣”与“诗美”的统一。吕国英提出“诗贵哲慧润灵悟”的创作理念，强调哲思为诗之灵魂，让诗不仅是情感的宣泄，更是智慧的结晶。这使得他的诗作既承袭传统诗体的凝练庄重，又注入现代哲思的深邃，在“旧瓶”中酿出“新酒”，在传统形式中实现现代性爆破。

未来启示：为迷失的诗歌点亮“灵象”之灯

当代诗歌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过度世俗化使诗失去精神高度，沦为日常絮语；另一方面，过度晦涩使诗失去读者，成为小圈子的文字游戏。吕国英的哲慧诗章，为突围提供了深刻启示：

“超验审美”的实践：通过“气墨灵象”将诗歌从“摹写现实”提升至“创造灵境”，让诗重新拥有精神的高度。这种超验审美，既是对康德“审美无功利”的当代回应，更是对东方“天人合一”的现代激活。

“哲思润灵”的回归：以哲思为诗之灵魂，让诗不仅是情感的宣泄，更是智慧的结晶。在《自由灵魂道》中，“生命殊可贵，自由灵魂道”捍卫人性尊严，体现诗人“承载强烈忧患意识、真诚良知良能”的创作立场。

“共命美学”的构建：在《人类赋》与《人类主义赢》中，“人类主义赢”的宣言既是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诗学回应，亦是对《礼记·大同篇》的现代重构，试图以诗性智慧弥合文明裂痕。这种“共命美学”，或可视为海德格尔“诗与思”的东方实现，更是对马尔库塞“新感性”理论的本土化超越。

重返神圣：灵象时代的审美远征

吕国英的哲慧诗章，是一场以汉字为舟、以哲思为帆的精神远征。他以“气墨”破时空之障，以“灵象”立审美之极，在古今中外的诗学星空中划出一道璀璨轨迹。其诗作既是对《文心雕龙》“神思”论的当代诠释，亦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精神抵抗；既承袭《诗经》的“兴观群怨”之旨，又超越李杜的“浪漫现实”分野，更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抽象哲思遥相呼应。

当技术理性日益消解诗意，当消费主义碾碎价值，当精神漂泊者找不到回家的路，吕国英的哲诗如暗夜烽火，为迷失的现代灵魂照亮重返精神原乡的路径。若言但丁以《神曲》终结中世纪，则吕国英哲诗或将以“灵象诗学”开启人类审美的下一个千年。此非一人之诗，乃一个文明在裂变时代的自我觉醒与超拔——在“灵象”的照耀下，诗歌终将重返它作为“天地之心”的神圣席位，而吕国英的哲慧诗章，正是这场伟大回归的嘹亮号角。

2026.02·北京

附

吕国英 简介

吕国英，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家，文化学者、诗人、狂草书法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原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中华时报艺术总监，央泽华安智库高级研究员，创立“气墨灵象”美学新理论，建构“哲慧”新诗派，提出“书象·灵草”新命题，抽象精粹牛文化，集成凝炼酒文化。出版专著十多部，著述艺术评论、学术论文上百篇，创作哲慧诗章两千余首。

主要著作：《“气墨灵象”艺术论》《大艺立三极》《未来艺术之路》《吕国英哲慧诗章》《CHINA奇人》《陶艺狂人》《神雕》《“书象”简论》《人类赋》《智赋》《生命赋》《中国牛文化千字文》《国学千载“牛”纵横》《中国酒文化赋》《中国酒文化千字文》《新闻“内幕”》《艺术，从“完美”到“自由”》。

主要立论：“灵象”是“象”的远方；“气墨”是“墨”的未来；“气墨”“灵象”形质一体、互为形式内容；“艺法灵象”揭示艺术终极规律；美是“气墨灵象”；“气墨灵象”超验之美；“书象”由“象”；书美“通象”；“灵草”是狂草的远方；诗贵哲慧润灵悟；万象皆乘愿，无始证修真。